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取得了党内的实际领导权，派遣夏曦为中央全权代表到湘鄂西苏区充实领导，拉开了湘鄂西肃反的序幕。贺龙后来回忆说“洪湖苏区肃反根据地搞垮了，党也解散了，干部杀了一批又一批。“"这给我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共产国际和苏联反“右”倾斗争。我党自1921年成立到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和帮助的同时，也受到共产国际的严格束缚，当时中共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与处理都免不了共产国际的插手和干预。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指示中共中央，应当铲除自己队伍内部暗藏的托洛茨基派和暗藏的取消派。第二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对取消派以及对改组派有幻想的分子都需要党给予以无情的斗争”。1931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指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的开展工作去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可调和的斗争....去反对现在已联合起来的派”。此外，苏共“十五大”后反右倾斗争白热化，“清党”和“肃反”运动给苏联内部带来了血雨腥风。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负面影响下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偏离了轨道。

中国共产党左倾错误。王明上台后全盘照抄苏共那套肃反政策赋予了中央代表极大权力“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地委”。夏曦以中央代表身份成为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1932年湘鄂西省“四大”会后，中央认为湘鄂西苏区存在着许多反革命组织必须“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去进行肃反工作”。中央的支持与指示为湘鄂西的“肃反”运动提供了依据虽然后来中央对湘鄂西“肃反”所造成的后果有了初步认识,但“左”倾教条主义束缚下的中央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肃反的错误,依然强调“肃反工作不能忽视”。事实证明,“左”倾中央的错误路线对肃反运动有推卸不掉的历史责任。

夏曦自身存在严重的问题。在肃反中湘鄂西苏区最“左”与夏曦自身存在问题有密切关系。首先,夏曦“盲目地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显示出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全盘否定湘鄂西党和红军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坚信自己就是“革命的化身”。其次夏曦推行宗派主义干部政策。他“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与改组派联系起来”指责贺龙、周逸群等湘鄂西的党是“反共产国际”的党污蔑潘家辰、万涛等人是“立三主义者”给不积极拥护他的干部扣上帽子而以‘无情打击”。再次，夏曦主观武断不能正确区分两类性质的矛盾。夏曦操纵肃反工作“不受各级党委的监督,只要分局书记和个别负责人决定就可以捕人，甚至捕杀高级干部”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许多同志成为了“左”倾思想的牺牲品。